这是一个难以言说的困局。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成为国际婚姻的一方，一个现实而苦涩的问题也凸显出来：很多人要面对离异导致的子女归属之争。而跨国婚姻的特殊性决定了类似纠纷要遭遇法律、文化、习俗、观念的巨大差异。或许这是跨国婚姻必然要承受的风险。
    
　　8岁男孩的痛苦被忽视了
　　一大早，8岁男孩将之就来到拘留所里探望妈妈，他有十多天没有看到妈妈了。
　　“将之，妈妈对不起你，本来妈妈答应给你开圣诞party的，妈妈没有做到。”妈妈在大玻璃后面说话，将之连忙摇头。
　　“将之，妈妈知道你做了很大的努力，但妈妈是中国人，这使你不可以像日本小朋友一样，天天看到妈妈。以后没有妈妈在身边，他们会说妈妈的坏话，你相信吗？”
　　将之连忙摇头。他不敢说话，因为他害怕一说话把眼角撑开，眼泪就要流下来。他知道他一哭妈妈就会哭，妈妈只有特别特别伤心的时候才哭。
　　“将之，长大了一定要到中国来找妈妈，你如果同意就把你的手放在妈妈的手上。”
　　隔着玻璃，将之的手和妈妈的手合在一起。
　　将之一跑出拘留所大门，就蹲在地上“哇哇”地大哭起来。不知道这个8岁的孩子是否能理解爸爸和妈妈之间发生的事，但他知道妈妈和爸爸不再好了。
    12天前正因为妈妈不愿意把将之带上法庭，交给他的爸爸，所以才失去了自由。
　　哭累了的将之睡着了，当他睁开眼时，他看到了他的父亲、大伯、三个律师和另两个男人，他一下子明白了将要发生的事。
　　一年多来，将之就像是一个包着财富的包裹，被大人们轮番争抢。
    8岁的将之不敢独自上厕所，他常常宁愿把粪便拉在裤子里也不去厕所；他的嘴合不拢，口水不知不觉地往下流；他变得非常肥胖，吃东西的时候永远不知道饱；他怕一切生人，只要有人敲门他就躲在电视机后面。将之的妈妈带他去了东京“儿童相谈所”，儿童所认为将之需要一个心理医生。
　　“母子分离不安”、“外伤压力精神障碍”、“封锁恐惧症”。这是心理医生的诊断。
　　就在将之跟着妈妈每周三次接受心理医生指导的时候，将之的监护权归属的法律判决也到了最后执行日，将之必须离开妈妈到爸爸那边去，尽管他表示“死也不离开妈妈”。但是法官和爸爸不愿顺从和照顾他的心理感受。
    被争夺的儿子
　　将之还不知道，带给爸爸妈妈这段异国婚姻的，正是他自己。
　　就在将之降生前的一个月，将之的日本籍爸爸菅原喜仁和中国籍妈妈张宁娜结束了同居10年的生活，登记结婚。
    1986年10月26日，25岁的张宁娜前往日本留学，这年的11月认识了40多岁的菅原喜仁，12月，两人开始了同居生活。而此时的菅原已有妻室和一儿一女。将之的即将出生终于使菅原作了决定，结束了和前妻的婚姻关系。
　　“1996年，为了庆祝我们的结婚，菅原安排了夏威夷的旅行，并偷偷安排了一个浪漫的婚礼，为的是给我一个惊喜。”张宁娜的回忆里曾有甜蜜。
　　这是一个跨国的婚姻，在这个跨国婚姻之下还有跨国的经济贸易。“中日贸易公司”是菅原和张宁娜一手做起来的。将之出生之时，正是公司最鼎盛的时期。日本的13家上市纺织公司被搬到中国，社长菅原被评为全日本100个优秀企业家之一。
　　将之3岁前，妈妈总是把他背在身上往来于谈判桌、工厂之间，毕业于经贸大学的张宁娜在经营方面显示出了独特才能。
　　这个家庭的生意做得风生水起的时候，感情的裂痕却开始出现了，直至局面闹到无法收拾。将之是跨国婚姻结下的果实。当这个婚姻出现问题，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：将之留在日本还是回到中国？
　　双方都明白，将之不论跟谁，对另一方来讲都要和孩子分离，并且国情、法律、时间、空间的隔离都使另一方看望孩子成为一件困难的事。
    2003年8月10日，张宁娜从中国回到日本东京的家，发现丈夫、将之和保姆都不知去向，家里的门锁着，没有钥匙的她翻窗进入室内，看到了桌上丈夫给她留下的离婚决定。丈夫已经请好了律师。
　　这是丈夫第一次将将之悄悄带走。
　　孩子十几天毫无音讯，张宁娜写信给菅原，说他们夫妻风风雨雨十多年，现在刚刚生活变得好起来，希望能够得到调停。
    2003年12月，菅原向东京裁判所申请将之监护权离婚前保全裁决，他认为张宁娜有将将之带回中国的危险，要求法庭将孩子离婚前的监护权判给他。而他带孩子出走的行为，竟也成为和孩子“生活在一起”的事实。
　　张宁娜曾以全面停止中日贸易公司的中方业务为条件，与菅原谈判，希望以公司来换回孩子的监护权，可是菅原提出的条件让张宁娜不能接受。于是张宁娜停止了中方业务，公司宣布倒闭。
    2004年4月，东京裁判所离婚调停不成立。
　　离婚局面已经是不可挽回的了，双方都明白，除了财产外，最重要的就是将之。“如果在将之和财)柷产之间让我选择，我可以分文不取，只要将之！”张宁娜这样表明自己的态度。
    “大出意料”的裁决
　　双方都请好了律师，亲情要一试法律的刀锋。将之的命运只能依靠法律裁决。
　　张宁娜说她不懂日本的法律，在她看来，年幼的孩子跟母亲生活是理所当然。她的理由有四：一是孩子的父亲双目失明，是一级残障；二是公司倒闭，丈夫的经济状况和她相差甚远；三是自己和孩子的情感交流没有问题，孩子的意愿也是跟母亲；四是日本10岁以下儿童83％左右都是跟母亲的。
　　但是，一次次的法律交锋都让她大出意料。
    2004年6月21日，在婚前监护权归属尚未作出裁决之前，菅原的哥哥到将之所在的东京涉谷区本町小学把将之带走。这位60多岁的大伯对学校说当天东京裁决所要对将之监护权一案进行裁决，需要将之出庭；而对将之说是带他到迪斯尼乐园去玩。
　　东京涉谷区本町小学校长岛崎均事后为此事作了书面证明，他写道：菅原将之缺课数月，这是和日本义务教育原则相违的。他担心一个体弱多病的父亲是否能够照顾好孩子。
　　张宁娜得不到儿子的一点消息。打丈夫的移动电话停机；打孩子大伯的电话不接，到家门口守候，得到的是巡警的驱赶。张宁娜于是决定请私家侦探。当私家侦探打探出菅原父子在热海时，张宁娜赶到那里，却已人去房空；当得知他们在东京时，赶过去却得知人家刚刚退房……
　　“他们的理由有三，一是说菅原身体无大碍，二是说每年有2000万日元的高收入，三是有保姆可以带孩子，而我是每年有250天在中国工作，有可能带走孩子再不回来。”
　　张宁娜不服，提出离婚前监护权上诉。
    2004年9月6日，张宁娜接到儿子将之的求救电话，将之在电话里哭：“是妈妈吗？我是将之，你一定要救救我，妈妈。”“我知道我贸然去接孩子是违法的，但我对孩子的哭求不能不管。”张宁娜冲到京都，将孩子接回东京。
　　“我在京都车站给学校打了电话，给东京警察打了电话，并用手机向警方发去了孩子和我在一起很安全的照片，我希望他们知道孩子和我在一起很好，我没有绑架我的孩子。”
　　但是菅原在第一时间报了警，并向东京裁判所提出了“人身保护”申请，指认张宁娜为儿童“拘束者”，把张宁娜告上法庭。
　　京都警署的逮捕令当晚就到达了东京，东京警察立即找到张宁娜和将之的住处。但他们在和将之谈话后确认并非儿童绑架刑事案件，因而将逮捕令退回京都。
　　东京地方裁决所人身保护庭派出国选律师进行调查，国选律师的调查结论是：目前孩子的情况不宜和母亲分离，建议在离婚判决之前张宁娜在自己家附近找一处房子，便于孩子重新回到原来的学校，回到熟悉的朋友中，也便于孩子自由往来于菅原和张宁娜之间。
　　就在东京地方裁决所进行调查期间，菅原再次向东京高等裁决所人身保护庭申请“人生保护”，要求张宁娜归还孩子。高等裁决所在菅原申请的当天就下达暂时决定，要求张宁娜还回孩子。
　　“我没有理它，我儿子说死也不去，我不能强逼着孩子去。”张宁娜说，并且她还抱着最后一线希望——国选律师将去调查将之的心理医生，医生的建议将对将之的去留起决定作用。
　　但没有想到的是，就在国选律师将去调查医生的前一天，东京最高裁判所的最终裁决下达了：离婚前孩子的监护权归孩子的父亲。抗拒的结果是，张宁娜在法庭被拘禁。
    2005年2月18日，菅原喜仁和张宁娜的离婚案一审判决下达：准予离婚，孩子的亲权和监护权判给菅原喜仁。
    亲子分离的鬼门关？
　　如今，张宁娜已经回到上海，但她并不准备就此放弃，她还想赢回这场夺子之战。
　　而现实情况清晰地显示，这个愿望的实现难度非常之大。
　　记者就此案曾咨询过多位法律工作者，他们一致认为，在此案中有日本籍身份的菅原喜仁多少占据了“主场优势”，而张宁娜的弱势在于在日身份不稳定，对日本离婚法律不熟悉，以及在法律背后的文化、观念、习俗等方面不占据优势。
　　张宁娜在日本19年，竟一直拿着日本人配偶的3年定居签证，而孩子是日本公民，法庭会考虑作为日本人在本国居住生活，因此判给父亲的可能性就增强许多。与此同时，张宁娜为了公司的业务“一年有250天在中国”，成为她的致命伤。
　　张宁娜目前面临的就是永失孩子的危险。她说她并不知道在日本孩子的亲权是单方面的。她的律师始终没有告诉过她，当亲权判给一方时，就意味着另一方和孩子没有法律关系了，拥有亲权的一方可以将孩子过继给任何人，也可以不给妈妈。这是张宁娜不能接受的。一位母亲会因为一纸法律判决而被剥夺做妈妈的权利，这样的法律规定在世界其他国家并不多见。
　　东京家庭裁判所曾向张宁娜提出一个探视方案，规定张宁娜每两个月有一小时的探视时间，张宁娜没有接受。目前对张宁娜不利的是，她有一个“人身保护庭”的案件在身，随时都有被取消探视权利的危险，而她的护照又将在今年3月15日到期。“是他们逼着我去抢儿子”。
　　“什么都可以割断，但亲情是割不断的。”张宁娜说，“儿子永远是我的，再严厉的法律也不能否定这一点。”2005年1月6日，张宁娜从东京拘留所一出来，就买了礼物前往京都探望孩子。她说她答应过孩子要给他买圣诞礼物的，她也特别担心孩子的精神状况。
　　张宁娜一出现在菅原的住宅前，一家人立即关门关灯，让将之不要出声，并报了警。
　　张宁娜只好在门外对将之喊话：“将之，妈妈来看你了，将之，妈妈没有)$3395忘记答应你的事，你的圣诞礼物放在这里了，将之，妈妈永远不会不要你！”
　　残酷的现实已经呈现在眼前。自从拘留所一别，张宁娜再也没有见到儿子，再也没有听到儿子的声音，没有任何可以得到儿子消息的渠道。她一连几个月盘桓在日本，不断地申诉，到日本法务省、教育省、中国驻日大使馆、裁判所；她不断地寻找儿子的踪迹，东京、京都、学校、菅原的家。为了能远远地见孩子一面，她常常躲进汽车里，在菅原的住所附近一等就是一天。
　　一年多来，张宁娜的生活完全变了样，“每天晚上只有两个小时的睡眠，脑子里都是儿子的影子”。
　　在争夺儿子的大战中，家底殷实的张宁娜已经花去了300万人民币，这在一般的母亲来说是不可想象的，目前，张宁娜正在准备继续上诉。
　　“我可以不要命，但必须要将之。命都可以不要的人，谁还敢和我拼？”张宁娜像一只发怒的雌虎，怒目圆睁地对记者说。
　　据《南方周末》